起底韓國經濟快速崛起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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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付一夫(蘇寧金融研究院)

“午餐時分,成百上千名白領接連涌出位于首爾市中心高大宏偉的三星總部辦公大樓,這些員工個個看上去志得意滿,但是仔細想想,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公司2005年業績斐然,利潤高達70億美金,股票價格空前高漲,這都意味著公司員工可以得到豐厚的獎金。事實上,許多公司雇員都會在假期蜂擁至那些價格昂貴的酒店度假消遣。

然而,距離辦公大樓僅一個街區外的場景卻大不相同,令人驚愕。只見在地鐵底下的通道昏暗處,成群無家可歸的人穿著單薄破爛的衣衫,蜷縮在臟漬斑駁的床單或是卡紙板中瑟瑟發抖,有的正從杯中舀面吃,有的在喝一種本地燒酒。幾乎這些所有人都在仰頭向路人乞求施舍。只聽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我很餓,只給一點零錢就行。’”

上述文字,出自于2006年1月23日的美國《新聞周刊》,如果不是出現了“首爾”和“三星”,似乎很難讓人想到這樣的場景是出現在韓國——畢竟,很多人對這個國家的固有印象都是“亞洲四小龍”、“東亞奇跡”等亮眼標簽,以及偶像劇中的都市氣息、白領精英與一幕幕浪漫的情節。

而今,新晉奧斯卡最佳影片《寄生蟲》的橫空出世,給世人呈現出韓國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宛如天塹一般的巨大貧富差距與階級鴻溝,底層人群和上流人士,彼此之間的“氣味”都是那么難以逾越。這才是韓國社會的真實寫照。

作為世界排名第11位的經濟大國,韓國的經濟成功不言而喻。然而,自新世紀伊始,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失衡態勢卻不容樂觀,最直接的表現是貧困人口數量不斷增加,中產階層人口規模一再縮減,而富人卻比以往更加富有。對此,韓國前總統盧武鉉曾在2006年首次內閣會議上表示,經濟上的不平等是他現在“最為痛心的社會問題”;甚至還有韓國學者表示,這種兩極分化已然成為了一枚“定時炸彈”。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韓國經濟社會的“割裂”現狀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倘若深入剖析,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韓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財閥模式”。

“漢江奇跡”的誕生

1948年8月15日,大韓民國成立。在美國人的支持下,李承晚當選為首任總統。

由于早年長期的海外漂泊生涯,李承晚在國內缺乏牢靠堅實的政治基礎,他登上總統寶座后,大肆推行獨裁統治,“先統一再建設、不統一不建設”。

至于經濟方面,李承晚政府則主要依賴于美國的援助。公開數據顯示,自朝鮮戰爭結束后的1953年起到1960年,美國給予韓國經濟援助17.45億美元,聯合國韓國復興署也援助了1.2億美元。可是坐擁如此巨額援助的李承晚,卻沒有將這筆巨款用于國家建設,而是一門心思想著武力北進。

如此一來,舉國上下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等到1960年的總統大選,李承晚因舞弊行為引發民眾反抗,爆發四一九運動,迫于民眾和國際輿論的壓力,李承晚下野并流亡夏威夷,五年后客死美國。

在經歷了尹潽善政府的短暫過渡后,韓國在1961年迎來了第三任總統樸正熙——順便提一句,52年后,他的長女樸槿惠也將執掌整個國家。

樸正熙上臺的那一年,韓國經濟已經差到不能再差,不僅全國人均GDP只有鄰居朝鮮的1/3,其他方面的產出更是慘不忍睹(參見下表)。也正因為如此,全力以赴發展經濟已成為韓國的當務之急。在此背景下,樸正熙一改李承晚時期的執政理念,主張經濟建設是第一要務,還做出了“我們也要過上好日子”的承諾。這既是出于對全國人民迅速擺脫貧困、實現民族富強的強烈愿望,又是謀求經濟上的獨立自主與擺脫對美國援助依賴的關鍵所在。

目標確定之后,樸正熙政府開始著手策劃并推進全方位的經濟發展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經濟發展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實施。該計劃的亮點在于囊括了對韓國經濟發展全局的設計,包括投資、資源分配、金融、稅收、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關乎國民經濟的所有領域,而最為核心的地方在于推行外向型經濟模式——這與當時韓國薄弱的工業基礎、匱乏的資源稟賦、落后的科技實力、狹小的市場規模等現實不無關系。在此基礎上,1964年政府提出了“出口第一”、“貿易立國”等口號,將出口導向上升為國家戰略。

此后,在外向型經濟模式驅動下,韓國經濟正式步入了快車道。按照時間軸,我們可以將1961~1996年的韓國經濟大致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1960年代):借著國際上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一些低附加值技術密集產業進行第一次轉移之時,韓國抓住了機會,纖維、輕紡、日用品等行業得以迅速崛起。

第二階段(1970年代):1973年1月,樸正熙政府發表“重化工業化宣言”,確定鋼鐵、石油化學、汽車、機械、造船、電子、有色金屬、水泥、陶瓷及纖維工業等為十大戰略投資重點產業,并成立以國務院總理為首的重化工業促進委員會,實施“重化工業發展計劃”,政策和財政重點向重化工業傾斜;同時,還積極引進技術和生產設備,建立研究機構,幫助國內企業成長。

第三階段(1980~1996):受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韓國適時地調整發展策略,由技術引進轉向“科技立國”,并鼓勵企業擴大經濟規模、提高效率、增加研發投入、開發新技術和差異化產品,進而提高產品質量、增強出口競爭力,而電子信息、生物工程、精密機械、精細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術產業都隨之壯大起來。

上述30多年,是舉世公認的韓國經濟高速增長期。數據顯示,1961~1996年間,韓國GDP由24億美元激增至5981億美元;人均GDP由不到100美元增至13137.9美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于高收入國家行列;1996年10月,韓國還成為OECD(經合組織)的第29個成員國,跨入世界發達經濟體的門檻。

此乃舉世聞名的“漢江奇跡”,樸正熙則被公認為這一奇跡的締造者。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外,“漢江奇跡”的問世還離不開很多韓國大企業的推動,而這些大企業還有另一個共同的名字——財閥。

財閥如何助力韓國經濟增長?

財閥,原本是二戰前日本金融壟斷資本集團的通稱。而韓國的“財閥”,實質上是指那些在國家支持和指導下發展起來的一批經濟效益好、競爭力強的大型私營企業,大名鼎鼎的三星、現代、SK、LG、韓華和樂天等跨國巨頭,都是典型的財閥代表。

韓國的財閥始于李承晚時期,興于樸正熙上臺后。眾所周知,產業政策是以企業為載體,從當時“出口第一”的政策導向上看,若想更多地將本土產品送出國門,勢必要依托多家具有足夠競爭力的龍頭企業。但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的韓國,如果單純依靠市場經濟與企業的自發競爭,很難在短時間內快速發展起一大批具有雄厚實力的大型企業。

在此背景下,樸正熙政府開始采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式,有針對性地培育扶持一些已成規模的或具有潛力的私營企業,通過稅收、貸款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來促進其成長壯大。越是經濟成就突出的企業,越是政府希望推動發展的部門,就越容易獲得支持與正向激勵;而一般的中小企業則常常因難以創造佳績而與政策支持無緣,這反過來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在此過程中,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得到了合理的界定,即政府追求經濟發展計劃,而企業追求利潤;有能力的企業雖然受到政府的扶植,但有充分自主權,政府很少介入其具體經營活動。

就這樣,一批大財閥企業誕生了,而在“漢江奇跡”中,它們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一來,財閥企業提升了韓國經濟增長效率。

就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而言,財閥企業明顯要勝過中小企業。有研究表明,在生產效率方面,1960~1972年的12年間,財閥企業的生產額增長了79.5倍,而同期的中小企業生產額僅增長了16.2倍;經濟效益方面,財閥企業的總產值在整個制造業中的比重由1960年的33.6%增至1972年的72.1%,而中小企業的比重則由66.4%降至27.9%,兩者的比重關系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隨著財閥在韓國經濟中占據的主導地位日漸強化,它們對整體經濟效率的提升效果也愈加突出,這對韓國經濟的騰飛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來,財閥企業帶動了韓國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

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與自身發展的需要,韓國政府在不同時期制定了不同的產業政策,重點發展的產業也有所差異。按照前文所述,自20世紀60年代起,韓國的重點產業大體經歷了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重化工產業,再到高新技術產業的迭代升級過程;而在每一個階段,扮演“先行者”角色的往往都是財閥企業,它們根據不同時期政府發展戰略的調整而改進自己的內部結構與布局重點,進而帶動了韓國的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

例如,1971年韓國政府發布《重化工業化宣言》之后,財閥企業紛紛將業務重心轉移至與重化工業相關的領域,典型如現代集團積極涉足造船市場,還新建了現代尾浦造船等企業。到了80年代,韓國主要的重化工部門幾乎全部落入大財閥手中,而財閥企業在重化工業的發力,直接造就了韓國政府產業政策的成功實現。

三來,財閥企業增強了韓國的國際競爭力。

除了拓展國內市場之外,財閥企業還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并在半導體、顯示面板、新材料、手機、汽車、船舶及相關零部件等多個領域領先全球,以三星、現代、大宇等為代表的巨頭均登上了世界500強榜單,越來越多的國際資金和技術被吸引至韓國,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此外,財閥企業還容納了相當數量的勞動力,而財閥對于員工的素質要求較高,因此在員工培訓方面也更為嚴格和正規,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韓國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

政府的支持加上自身的給力,讓整個韓國的經濟資源越來越集中于少數財閥之手。到了2017年,三星、現代、SK、LG、韓華和樂天六大財閥的營收占韓國GDP的比重已經超過60%,僅三星一家年營收就超過了韓國GDP的20%。這六大財閥的產業領域覆蓋石油、化工、燃氣、制鐵、建設、船舶、汽車、電子、信息通信、半導體、物流、金融、醫藥、時尚產品等各領域,不僅控制了韓國經濟命脈,還對全球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

然而,這樣強大無比的財閥,也成為韓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隱患。

財閥陰影籠罩下的韓國

財閥企業雖然引領韓國踏上了經濟快速增長的道路,但在政府支持與庇護的土壤之上,一些高負債、高信貸與低盈利的財閥企業開始滋生出來。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韓國開放資本賬戶之后,以銀行貸款為主要方式的外資不斷涌入韓國,而不少韓國財閥在向國內銀行舉債的同時,還從外資銀行貸款,導致債務積累愈發嚴重。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在東南亞外匯危機的沖擊下,韓國企業到期的外國債務無力償還,而境外債權人拒絕給韓國企業和金融機構信用展期。于是,從1997年底開始,韓國財閥宛如泥塑巨人一般轟然倒塌,大型工業企業接二連三地破產,其中就包括國內前30家財閥中的6家。與此同時,銀行待壞賬高企,經濟嚴重滑坡,外匯儲備驟降的韓國政府已無力回天,不得不接受IMF的苛刻條件以獲得貸款援助。

至此,韓國政府逐漸意識到財閥模式的弊端和脆弱性,并著手進行一系列整頓改革,包括調整財閥企業經營內容和企業結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提高透明度等等,而韓國也由此逐步走出了危機的泥潭,經濟運行和企業經營開始重回正軌。

然而十幾年后,韓國財閥企業再度陷入困境:樂天集團:自2015年開始狀況頻發,如樂天世界塔施工出現問題,開業時間不斷延遲,以及辛氏兄弟爭權等等;高層領導自2016年6月起因涉嫌瀆職、貪污公款、非法籌措資金等接連受到檢方全面調查,二號人物李仁源自縊身亡,集團的業務擴張發展受到牽連。

現代汽車:現代汽車工會自2016年9月26日起,因提高薪水等待遇改善問題全面罷工,現代汽車蔚山、全州和牙山工廠生產線停工,這是自2004年以來現代汽車工會又一次大規模罷工,參與人數達到5萬人,接近在韓現代汽車工人總數的75%,致超過百億的產出損失……

與之相應的是韓國經濟增長的乏力,自2012年起,韓國GDP增速始終徘徊在2%~3%的區間內難以突破(見下圖)。

問題不斷的財閥企業與持續低迷的韓國經濟,讓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盡管韓國已經做出了大量的改革與調整,可無奈財閥企業的根基實在是過于深重,導致財閥模式的“后遺癥”仍流淌在韓國經濟的血脈之中,而它們帶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經濟問題,依然遲遲得不到有效解決:一則,嚴重擠壓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作為市場競爭中的龐然大物,財閥掌握了大量的經濟資源,使得中小企業幾乎沒有成長的機會。尤其是那些新興企業,想要從韓國的市場中分一杯羹簡直難如登天:若是業務會對現有的財閥帶來威脅,那么財閥集團便會通過自己龐大的勢力逼其退出;若是新興領域有較好的利潤和前景,那么財大氣粗的財閥便會伸出自己的觸角,成立子公司涉足這一領域,進而搶奪新興企業的生存空間。不得已之下,中小企業唯有想方設法“巴結”財閥,這反過來又助長了財閥的勢力。

二則,造成資源配置失衡與生產效率低下。市場經濟的精髓在于公平合理的競爭,否則市場機制就無法發揮作用。就韓國來說,受財閥勢力影響,很多新興的高效率行業和公司難以得到充分的資源。而很多低效率的財閥子公司明明毫無賺錢能力,還背負著極高的債務,卻能依靠來自集團的資源優勢繼續生存;更有甚者,一些財閥集團子公司之間為了彼此的存活,常常以互相出資、互相勾結的內部交易行為來相互支撐。這種“大而不倒”嚴重傷害了市場的公平合理競爭,制約全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提升,進而無法讓韓國迸發出經濟增長的新活力。

三則,裹挾政治致使貪腐丑聞頻出。政商勾結是韓國經濟的一個重大頑疾,而根源所在便是一些財閥企業的勢力過于龐大,在很多領域一手遮天:一方面,在政治慷慨庇護下崛起的財閥,不斷利用與政府官員密切的關系來謀取利益;另一方面,政客們同樣依靠各大財閥的支持來參與競選,還要指望財閥經濟增長來創造政績。政客與財閥之間相互輸送利益、相互支持,已然成為韓國憲政的后臺運作模式。

另外,韓國財閥還通過持續捐助政治獻金、賄賂政客和政府官員、與政客子女聯姻等手段來參與政治治理,而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常常還要顧及財閥的“感受”。

如此一來,自建國起至今,韓國歷任所有總統幾乎都因腐敗丑聞而得不到善終,是為“青瓦臺魔咒”。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于2016年下半年的樸槿惠“閨蜜干政”事件,當年這場大規模的以權謀私丑聞將韓國公眾對財閥的不滿帶到了一個高峰,隨之而來的是三星、現代、SK、LG、樂天、韓華、韓進等九大財閥被有關部門集體調查,九名掌門人悉數出席聽證會,就權錢交易問題接受國會議員質詢。

帶動韓國經濟騰飛的是財閥,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的,也是財閥

貧富差距與“湯匙階級論”

除了經濟層面的直接影響,財閥還深刻影響著韓國普通老百姓的人生軌跡。

道理其實很簡單。在財閥陰影籠罩下的韓國,年輕人想要擁有光明的前途或是拿到不錯的薪資,幾乎只有“削尖腦殼”加入財閥控制的大公司這一條道路,因為其他中小型企業根本看不到希望也沒什么錢可賺,倘若進不了大公司,基本就注定了平庸的一生。

但現實卻是,要想在三星、現代、LG這樣的財閥企業中謀個職位,必須先考入韓國SKY(韓國最著名三所大學的英文首字母縮寫,包括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才有機會。但放眼全國,每年SKY的招生名額都只屬于極小一部分人,而畢業后能進入財閥企業的更是少之又少。如此一來,韓國老百姓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而窮人更是占了絕大多數。

不僅如此,韓國的高失業率同樣是一個“老大難”,尤其是年輕群體的失業問題。自2016年起,韓國青年失業率持續走高,已然成為了韓國社會的又一不和諧因素。根據《韓國先驅報》的報道,韓國青年真實的失業率遠高于此前官方公布的數據,每4名韓國青年中就有1人沒有穩定工作。報道還稱,按照政府的統計,韓國15—29歲的年輕人失業率為9.8%,但是這一數字不包括打零工者和臨時工,無法真實反映韓國當前緊張的就業市場;若是考慮韓國統計局提供的補充數據,將每周工作不足36小時且想換工作的人以及季度性上班的人群納入統計范圍,那么韓國年輕人的失業率應該為23.8%,對應的失業人數要超過100萬。OECD發布的數據同樣顯示,2018年韓國失業人口中25~29歲的人群占比高達21.6%,在36個成員國中連續7年排名第一。

基于收入差距與年輕人高失業率的現實,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韓國的人口生育率正呈現出比日本更甚的斷崖式下跌(見下圖),并被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視為“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自顧尚且不暇,年輕人又怎么有心思去生娃呢?

事實上,受收入低、就業難等難題困擾,韓國的許多年輕人已經感到未來希望渺茫:家庭出身好的年輕人,他們有更好的資源去接受高質量的教育,進入更好的公司,或者繼承更豐厚的財產;而家庭環境艱苦的年輕人,不僅在接受高等教育上需要貸款,找份好工作同樣是難上加難。

于是近些年來,一個有趣的新理論在韓國民眾之間流傳開來,名為“2030(20~39歲人群)湯匙階級論”,該理論源自于“含著銀湯匙出生”(born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的英語俗語。在“湯匙階級論”中,按照父母財產程度與家庭背景的不同,20~39歲的年輕人被劃分為“金湯匙”、“銀湯匙”、“銅湯匙”和“泥湯匙”四個等級,而代際相傳的存在,使得父母的最終學歷與經濟條件將直接影響到子女后代的命運走勢。具體而言:

“金湯匙”:指資產20億韓元(1100萬人民幣)或年收入二億韓元(110萬人民幣)以上的家庭。

“銀湯匙”:指資產10億韓元(550萬人民幣)或年收入1億韓元以上(55萬人民幣)的家庭。

“銅湯匙”:指資產五億韓元(275萬人民幣)或年收入5500萬韓元以上(30.25萬人民幣)的家庭。

“泥湯匙”:是指資產不足5000萬韓元(27.5萬人民幣)或年收入不足2000萬韓元(11萬人民幣)的家庭。

說到底,“湯匙階級論”基本可以等同于“拼爹”。許是因為如此,韓國大多數民眾對于自己未來發展的前景普遍持悲觀態度。韓國國家統計廳公布的“2015年社會調查”結果顯示,當被問及“一生當中,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提高自己在同一代群體中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可能性”時,只有21.8%的人回答“可能性很高”,有62.2%的人稱“可能性很小”,剩下16%的人則回答“不知道”。在很多韓國年輕人看來,他們“即使努力也無法改變什么”。

至此,《寄生蟲》中發生的看似荒誕卻又令人動容的故事便顯得合情合理,而這又是韓國社會基層固化嚴重的真實寫照。

從多年前的“漢江奇跡”,到如今的經濟增長乏力、貪腐丑聞頻出與階層固化嚴重,財閥企業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透過財閥模式,人們看到了韓國經濟的增長實質上是不平等的增長,經濟發展成果更多是被少部分人所享有;而放任財閥這樣的龐然大物繼續增長,卻忽視了市場競爭的公平公正與市場主體的多元化,顯然不是明智之舉。而如何釋放中小企業增長活力、推動市場效率的提升、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民眾福利以及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將是擺在韓國人面前亟待攻克的難題。

其實對于這一問題,早在1982年,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就在《國家的興衰》一書中運用集體行動理論得出了令人深思的觀點,即:強勢利益集團對于國家總體實力之衰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強勢利益集團的逐利行為必然會損害公眾福利,增加社會成本,導致制度僵化,從而既損害了社會效率也傷害了社會公正。

盡管如此,但將韓國經濟社會從財閥的裹挾中徹底解放出來,依然是任重道遠——畢竟,在大眾強烈的改革呼聲中上臺的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在致力于破除財閥特權的同時,自己的民眾支持率也在下跌;即便民間輿論對財閥當道深惡痛絕,但能進入財閥企業工作,卻仍是許多韓國年輕人夢寐以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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